《思考中醫》出版以后，有不少學生或同行欲拜我為師，其實我不過是只“紙老虎”，沒什么可拜的，你們拜我出于至誠，我拒你們亦是出于至誠，當然還加上了“自知”，自知不足以為人“師”也。今天倒是愿意借此機會向大家推薦我的師父盧崇漢即將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扶陽講記》，負責人擔任了這本書的策劃編輯。于醫而言，盧師是真正的師者！雖因緣所限，不可能人人親炙，但若能細尋此中義理，其于師愿亦不遠矣。

2005年也是藉著《思考中醫》的因緣，使我得遇心儀已久的“火神派”傳人盧崇漢師，并最終成為他的入室弟子。入室之后，師父或訓之以理，或示之以案，雖只是短短數月，但此中領受恐怕只有經歷過百折困頓的人方能體悟。今天師父的這部《講記》問世，我想這對當今的中醫界應是一件大事，對許多誠心向醫而又苦于沒有門徑的人更是值得撫額慶幸！既為《講記》，當然是興之所至，言之所至，不一定系統，也不一定完整，但亦正因為師處“興”中，故其“言”也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言。有心人若能循此而入，其于醫道將無大礙矣。扶陽基于重陽，亦即以陽為主導的思想，而這個思想幾乎貫穿了中國文化的始末。為什么要重陽呢？因為這是生命之所需，社會之所需。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陽氣對于人身而言，它是維系生命的根本，其重要性就如自然的天與日一樣。天之與日，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呢？《易》里面談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天的特征就是“運行”，而且是剎那不息的運行。這樣一個不息的運行， 它所帶來的功用是什么呢？這個功用在乾卦的卦辭里面作了總結，就是“乾，元亨利貞”。乾者天也，日也，亦即《生氣通天論》里面講的陽氣也。乾天雖然剎那不息的運行，但這個運行可以大致概括為四個區域，或四個“所”，這四個“所”就是卦辭里面談到的“元、亨、利、貞”。運行在“元”之區域或者“元”之所，對應的是春（木）的功用；運行在“亨”之區域或曰“亨”之所，對應的是夏（火）之功用；運行于“利”之區域或曰“利”之所，對應的是秋（金）之功用；運行于“貞”之區域或曰“貞”之所，對應的是冬（水）的功用。所以，陽氣或天與日的運行跨越了四個所在，這四個所在分別是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或曰生長收藏。而在元亨利貞，生長收藏各“所”之間有一個過渡區域，稱之為“化”，坤卦卦辭言“元亨利牝馬之貞”，其中的牝馬，實際上隱含有這個“化”的意思。化也就是土的功用。屆此，木火土金水，生長化收藏之功用已全。而為什么木火土金水稱為五“行”呢？于此亦知端的也。實際上“五行”也就是乾天的五個運行區域， 由此亦知五行亦即陽氣的五種不同的運行狀態。五行， 《素問》“運氣七篇”又稱“五運”，運之與行大抵相類。張仲景于《傷寒雜病論》序中云：“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故知萬類也好，五藏也好，究其根本而言，都只是陽氣的不同運行狀態而已。同時也就知道了“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這個“所”并非單一的所，而是包括了生長收藏各“所”。這說明了五藏之中不但心以陽為本，其余諸藏亦皆以陽為本。心無陽則無以主神明而為君主之官，肺無陽則無以主氣而為相傅之官，肝無陽則無以主罷極而為將軍之官，腎無陽則無以主封藏而為作強之官， 脾無陽則無以主倉廩而為諫議之官。此或為力主扶陽者之根本所在，亦為盧氏（鑄之）“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極”之關要所在也。

由此可知扶陽的思想主張及其連帶的治病法要并不是一種偏執，而是從生命立極的這個層面去思考以后，得出的重要理念。

    我們在不斷探索：如何盡可能地’完全還原‘跟師學習、師承教育的全過程？

    我們發現：可以用一種現代技術手段，不間斷、長時間地記錄中醫名師每次師承講解、學術演說，特別是不間斷地記錄師傅與其弟子的學術對話。對于周易師承而言，重要的不是告訴你一個診斷結果，而是“全面還原”診斷的過程、細節、思考。

  中醫講究傳承，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吸收了幾輩人的真傳，醫學精華。所以我現在在臨床上能夠治病，可以說是如魚得水，并且又與眾不同，因為我有堅實的、他們創新的理論基礎。

    業醫感悟

大家晚上好：，

前不久，我受廣西中醫學院的邀請，在廣西做了幾個講座，據后來得到的信息，都很滿意。廣西中醫學院特聘我擔任他們的教授，指導他們的一些工作。在廣西，包括他們的老師、同學，現在還在跟我不斷地聯系。所以，在回來以后，我們基礎醫學院的領導，希望我也在本院談一談我的感受。所以，今天晚上，就在本院，我再來講一講。

剛才，我們的賴書記已經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本人的一些情況。在介紹情況時談到了，我除了在學校搞教學工作以外，一直不脫離臨床。所以，我就用過去的病案和病例，用一年的病例做了個統計。在開場的時候，我把這個情況給大家談一下。

一年里，我一共診治了2745人，一共是20013人次，開出處方20076張。病人的來源除了我們本地、本省的以外，還有部分是外省的，也有從國外來的。那么這些處方里面，為什么20013人次開出了20076張方呢？這是個別的病人，我給他開了兩張處方，也就是，他需要有善后處理的，就是病已經基本告愈了，所以多開了一個末藥方，病人可以小劑量服用，以鞏固療效。我統計了一下，所涉及到的病種有83個。全年所用藥42種，就是20076張處方，一共用藥42味。臨床治愈率，對于有些疾病，是他自身的臨床癥狀的改善和消失；有一些慢性病，還要西醫院校、西醫院的檢查，比如說，腎功能的異常，就要這方面的資料，來驗證是否是治好了，肝臟功能是否恢復了。

在20076張處方里面，用生姜，一共20016張處方的生姜，這當中還包括了干姜、生姜、煨姜、筠姜、炮黑姜。這當中，20016張處方里面，還包括生姜、干姜或筠姜同時使用，所以，一共占了全年99.7%的處方都用了姜。那么桂枝尖這味藥，也就是桂枝，但包括了肉桂和官桂，在整個全年的處方里，一共19852張，這當中，博愛擴了桂枝、肉桂和官桂同時使用，占整個全年處方的98.8%。而附片這味藥，包括了天雄片、黃附片、黑順片、熟附片，實際上都稱之為制附片。在全年的處方里面，一共有19423張處方里面都使用了附片，這當中嗨包括制附片和制川烏同時使用，這占了全年處方的96.8%。

剛才談了，生姜站99.7%，那么生姜或煨姜的用量，每一劑藥在30到200G之間：干姜、筠姜或者是炮黑姜的用量在25到90G之間。桂枝的用量，每一劑在15到75G之間；肉桂或官桂的用量，每一劑在15到30G之間。當然，也可能在另外的時段，在我的記憶之中，還有用的更多的，但在那一年，用的最多的，用肉桂用到30G，制附片的用量，最輕的量，一劑藥60G，在那一年最重的量是一劑藥250G，這是我把一年的情況進行的整理。

我記得在10年前左右吧，學校安排我帶一個從日本來的醫師，這個醫生本身的水平已經非常的高，他當時的年齡比我大，他已經在日本行醫20多年。他是三所院校的畢業生，她很早就在北京中醫學院學了5年的中醫，然后優勢富山醫科藥科大學的生化學博士，然后有是東京一所醫學院校的醫學博士，他那一次來四川，到成都來，他來的目的就是要學習中醫的臨床，就是要看一看四川的醫生、老師在臨床上怎么樣。這個人當時50多歲了，在學習上，他跟了我一個多月的時間，當時我每天出三個半天的門診。當時一個半天是40到50個病人之間，他通緝了我一個星期要診135個病人左右，有時達到140多個病人。他每次跟我看病時，他都對病人的病情和服藥后的情況進行了解。最后他就在他的手提電腦里面把我的處方處理了，一共700多張方子。一個月700多張處方里面所涉及的病種，按照西醫的歸類應該是47種病種，那么如果按照中醫教材對陰陽理論的認識，證型也相當多，既有陽虛的，也有陰虛的。他進行了統計，結果他發現了許多問題。

第一：為什么許多有明顯陰虛癥狀的病人，任然使用了大劑量的姜、附、桂等辛溫扶陽的藥物組成的方劑，而病人服過以后反而陰虛陽亢的癥狀得以消除，并沒有出現一般中醫理論認為的傷津耗液，五心煩熱等病情加重的情況。

第二：他還發現另一個問題，就是用藥的整個數量很少，也就是藥味數很少，一張處方也就是五六味藥，或者七八味藥，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味藥，大多數都在七八味之間。

第三：就是整個700張處方里面，一共只用了27味藥。

他在學習完了之后，來跟我探討這個問題，當時是我們中醫學院一個留日回來的博士當翻譯。他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樣好的效果？為什么這樣的辯證和用藥？他無法理解。我說這個問題不是一下子可以說清楚的。很多疾病，按照他學習的教材理論，他的思路就不應該使用姜、附、桂啊！如果使用了，很可能出現不好的反應，甚至于出現副反應。為什么沒有出現？天涯非常關注這一點。但由于他所接受和理解的中醫理論的局限性，我無法給他詳細談這個問題。但是他也很感激，因為他看到了另一種辯證思維的方法。他原來只是聽說，而后來他親自看到了這樣的應用，在臨床上確實能夠解決很多用其他的中醫理論作為辯證論治的指導思想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那么我們為什么這樣辯證用藥？為什么有很好的臨床效果？我的理念是什么？所以這就引出來這次到廣西去，他們希望我講一講：為什么我那么年輕就能夠診治那么多病人？為什么在病人中有這么大影響？今天，我也對這個問題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可以稱其為“業醫感悟”。

我們現在的中醫，可以說整個大環境還是很好的，，總醫院校每年招生這么多，有這么多的人愿意來學習中醫，在加上政策上也越來越好。在一個呢市場環境實際上也很好，只要你能解決問題，那么這個市場的前景很大！后面呢，我還要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市場。還是先來個自我介紹。我出生在中醫世家，祖祖輩輩行醫，從很多現有的中醫資料中，比如《德陽市志》已經有記載了，因為清代光緒以前我的祖輩還在德陽，在當地是比較有名的家族。到我，應該是七代搞中醫了。我從幾歲開始，由于在那種環境里，從認字就開始接觸中醫的名詞，接受中藥的名詞，什么是生姜，什么是桂枝，什么是制附片，什么是天雄片，那么寫字、認字就從此開始。在后來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就產生了想學中醫的想法，并不是我們家的所有人都學醫，這要靠自己。我在少年時對中醫就特別向往。一直到我十二三歲就開始讀一些這要典籍，如《黃帝內經》等，當然很苦澀，因為當時沒教材，讀《傷寒》、讀《金匱》、讀《神農本草經》。那么這些都是經典，當時讀還不解其義，那只是讀。年齡稍大一點后，祖輩們就一條一條地給我講這些經典，通過對這些經典的學習，然后自己再讀鄭欽安的三部書：《傷寒恒通》、《醫理真傳》、《醫法圓通》，為什么要雪鄭欽安呢？因為他是我祖父的老師，后面我要談到這一點。到了我十六七歲時候，我在臨床上就可以開方了，可以治一些病了，那時沒有職業醫師資格的限制，只要能看病，病人愿意找你看病就行，所以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已經醫治了相當多的病人，可能還沒有現在在座的同學們年齡大，大概就是剛入大學的年齡，那時我已經行醫，現在算起來已經四十多年了。

到了1973年，通過我在家里隨祖輩們的學習后，我覺得應該更廣泛地去了解整個醫學方面的情況，去接受更多的現代醫學方面的知識，進一步提高自身修養，所以我在我大伯父的支持下（我大伯父陸永定，他也是蜀中名醫，行醫60多年）到了江蘇新醫學院（新醫學院實際上是現在的南京醫科大學和南京中醫藥大學合并后的大學，當時叫江蘇新醫學院）。臨行之前，我伯父陸永定和父親陸永華就囑咐我要隱姓埋名，一定不要在那個地方拋頭露面，要潛下心來認真學習。蛋結果到南京不到半年，也就是不到一學期，就有病人找上門來，為什么找上門來，這個病人原為成都軍區的一個領導，他在成都患病一般找我們診治，效果很好，后來他調到南京軍區當領導，他在南京生了病，又專門從南京飛到成都找我們看，一到成都當然也就知道我在南京了。他到南京后，很快就在學校把我找到了。我只能接下這個病人，因為他畢竟是一個軍界的高級領導，從那時開始，我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因為那時我還年輕，也就是二十五六歲吧，南京軍區的高級領導居然到學校找一個在讀的學生看病，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個病人在南京生病時，曾用了中西醫的辦法治療了兩三個月都沒有什么效果，并且還逐漸加重。他患的類中風，也就是口眼歪斜，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針灸、按摩、推拿、吃藥什么都用了，后來經過我的治療，可能前后不到一個月，他的病很快就得到了治愈。這樣，治好了這個病以后，情況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很快我就變成了江蘇新中醫學院一位非常特殊的學生，特殊在哪兒呢？當時學校對我很特殊，第一，江蘇新中醫學院，還有江蘇衛生廳的領導，他們給我做了一些安排。一個是江蘇衛生廳給我了處方權（因為我當時是一名學生，是不應該有處方權的）以便能夠給一些特殊的領導看病，包括省、市、部隊的領導，還有其他一些藝術界的，也包括中西醫界的。第二，學校里很多課我都可以不去上，比如體育、政治、軍訓等，除了專業課，其他的一些不沾邊的課我都可以不去上，因為學校安排許多病人給我看。當時除了作為學生上課以外，每天還給我安排20個病人。看這20個病人都是學校規定安排的，憑單位介紹信，再由江蘇新中醫學院黨委辦公室批準，批了以后，再到系辦，最后才到我這里看病。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反過來考慮，那么這里面呢，一個是對中醫傳統理論的接受上，中醫理論的認識上，在對疾病認識的指導思想上，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臨床上我治的病，由于這一次要講，我就篩選了一些，我當時到成都中醫學院很年輕，1978年就到中醫學院來了，當時剛好30歲。一來學院呢，就安排我到附屬醫院門診上去看病，并且參加中醫教學。我呢就一邊教學，一邊看病，由于當時臨床上出現了很多誤會，我想呢，也可以利用今天這個時間來講一下。

當時記得是一個慢性腎炎、腎功能早期衰竭的病人，他是我省某領導的夫人。他的腎功能檢查肌酐比較高了，他的尿素氮也是很高的了，CO₂的結合率比較低，尿蛋白很高，血液里面的白蛋白很低，球蛋白很高，他的整個肝腎功能都受到影響了。這個人最初是找的我們中醫學院的一個老教授看的，藥吃了很長時間，效果不怎么好。那個時侯，我在附屬醫院看病，剛開始去，大概不到一個月時間，很快病人就多了，我的號脈必須提前一天才能掛上號，在我那個年齡段的中醫是很少見的。所以這個病人，他也到我這里來湊熱鬧，也非要來找我看。在找我看過之后，當然，我的診斷跟前面的診斷就不完全一樣，因為我用了大量的姜、桂、附。那么這個病人通過不到兩個月時間的治療，他的尿蛋白就消失了，他的腎功能就改善了，他的肝功能正常了。這個病人后來又去找那個老教授，這個就不太好了。他把我開的處方拿去找了老教授，老教授看了后說你不能吃這個方子，吃了病情要加重之類的話。但是，老教授不知道，他已經吃了兩個月的藥，效果很好。這個病人最后痊愈了，我又給他治療了一年多，所有的情況都全部正常了，恢復了健康。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還有往來。

當然，后來由于我們中醫學院出現這樣的情況，就可能引起一些誤會。在臨床用藥上，可能沒有按照教科書來用藥，所以我受到了批評。因為教材上不是那樣說的啊，你不能那樣用藥。再加上那個時侯，我還要帶實習生的同學，因此帶實習生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遇到什么麻煩呢？同學們都是按照教材上講的來進行辯證、立法、用藥，但是我在臨床上給他們說得又不一樣，我的用藥和教材的出入很大，所以同學們就困惑。因為實習生嘛，他們首先要接觸病人，寫病歷，然后他們要辯證、處方、用藥。我開始也有意識地同意他們按照教材的思路來辯證用藥，并叮嚀病人用藥后一定要再來復診。病人吃了藥后效果不好，所以病人又來了，我說我來看吧，完全按照我的思路來辯證、用藥。當然跟原來的完全不一樣，但病人吃了藥后，效果很好，但這種辦法同學們沒有學到好多東西啊！，為什么呢，他們認為通過五年的正規教育，學習了中基、中醫診斷、中藥、方劑以及臨床個各科的課程，認為應該是這樣用藥，而陸老師不這樣用藥，而他們那種方法效果又不好，陸老師的方法效果有很好。他們就覺得要比較一下其他老師是怎樣辯證用藥的。這些同學就采取什么方法呢，整個樓都是實習生的同學，各科室都有，他們就吧我看過的病人帶到其他老老師那里去看，當然其他老師看過之后，提出了跟教材完全一樣的觀點，跟同學們的觀點也是吻合的，同學們高興啊，因為他們是正確的。“陸老師你看，我們開的方子完全正確，其他老師也是這樣開的”。但是，他們沒有馬上否定我，而是想繼續驗證我的療效，所以繼續用我的方子。結果按照我的方子用藥，病人的病情減輕了，最后好了。那么就導致了學生更加困惑。這是個問題啊，當然，我就給他們解釋，學中醫可以根據不同的流派來進行辯證，指導臨床用藥。但是同學們馬上就會問，不管你按照什么流派來辯證，也不能把陰虛變成陽虛。陰虛就是陰虛，為什么就變成陽虛了呢？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問題，我們過去在南京也發生過。在南京的時候，因為我小有名氣，經常要請我去會診。

我記得有一次，去給一個上海來的領導進行，住在某軍區醫院里邊。這個病人是高燒不退，當時年齡接近60歲，是個級別比較高的領導。這個病人高燒40多天降不下來，所在醫院該用的方法都用了，但是沒效果。當時我去的時候，醫院就給他采取物理降溫的辦法，就是睡得冰枕，戴的冰帽，全身都附的冰，腋下也是冰包夾起的。當時南京的中醫界用的是大劑量清熱解毒涼血的藥物，因為高燒嘛，體溫41℃，連續40天以上，一直不降。口腔、牙齦、鼻腔都在出血，怎么辦？那一次會真的場面很大，江蘇五所院校都有專家來了，包括部隊的軍醫大、上海醫科大學、上海中醫學院的專家都來了。那一次對病人最后的會診結果，他們商討的辦法跟以前還是差不多，用中藥，還是大劑量的清熱解毒涼血，只是劑量再大了一點。當時，會診的專家光中醫就是七八位，除了我是個學生外，其他的都是中醫界很有名氣的中醫先生，有南京的、蘇州的、南通的、徐州的等等。我當時是一個什么思路呢，我的思路跟他們完全不一樣，對這個病人的辯證，我認為還是陽虛！所以就很麻煩啊！病人又在出血、又在高燒，你居然嗨認為是陽虛！那個病人可以說已經麻木了，由于他高熱不退，很難辦。我根據他的情況用了藥，用的是什么藥呢，大劑量的附片！我記得用的附片是90G,或者是75G，用了生姜，用了淫羊藿，用了甘草，實際上，就是個四逆湯加淫羊藿。為什么這樣用藥呢，我提出了我的看法，當然我提出的看法都不會被診斷的老師接受，因為我最年輕，那時候二十幾歲，而那些老師們都是五六十歲的名醫，還有七八十歲的老名醫。我認為，只要把陽氣固住，這個病就可以挽回。這個陽氣一固，陰氣一生，那么他的發燒、出血就會得到改善，但是沒有人相信啊！最后還是江蘇省衛生廳的領導和某某軍區醫院的領導支持了我，他們認為，就按小盧醫生的辦法試一試。當時我們江蘇新醫學院的黨委書記也參加了，他也支持我，他就提出來，要用小盧醫生的藥，希望院方能夠配合，萬一其他老師，其他中醫提出會發生很大的副作用時怎么辦？出現大的出血該怎么辦？搶救的措施要準備好！我覺得這個是好的，全盤考慮！這個病人當天用了腰，晚上情況就發生了改變。當晚體溫就開始下降，41℃的體溫就降到38℃左右。高興啊，作為醫生特別高興，沒有出現大量的出血。到第二天，體溫就更降下來了，降到37.5℃以下了，出血完全停止了，全部結痂了，那個處方連續用了三次之后，體溫恢復正常。后來這個病人我又給他治了一次，因為他畢竟住的太遠了，我又不是他的主治醫師，我當時只是解決他的發燒。這個病人燒完全退了，體溫正常。

于是，在當時的中醫界引起了一些看法，提出看法的有葉橘全先生，他當時是南京藥學院的院長，他稱得上是中醫大師、中醫泰斗，他主動約見我討論這個問題。為什么要約見我呢，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一個親戚一直在找我看病，他親戚是慢性腎炎。我給他看了三個月以后，他的病情得到了明顯的好轉，吃了大量的姜、桂、附。葉橘全很關注，因為他過去也給這位親戚看過一段時間的病。他親戚是江蘇新中醫學院的一位老師，當時校內找我看病的老師非常多。那么葉先生見面，他提出了他關心的問題：他知道四川的盧火神，他知道四川的用藥跟江蘇的不一樣，跟整個江南的都不一樣。但是你現在已經來江南了，那么這個地方的水土、飲食習慣跟四川的不一樣，人的體質狀況跟四川的也不一樣，為什么你還能按照四川的那一套辦法來用藥？我當時是這樣回答的，鄭欽安去世后，留下囑咐給我祖父，要他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因為一直在四川呆著，不知道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其他地方人們的生活習俗到底怎么樣，氣候條件怎么樣、水土怎么樣。所以我祖父在鄭欽安去世后，就開始游歷四方。用了三年的時間，走訪了包括兩廣在內的21個省份，一邊行醫，一邊了解當地的民憤民情和醫藥知識，尤其是中醫用藥的特點。他到過上海，到過南京，他認為那些地方同樣可以用姜、桂、附。他也在南京治過病，當然那時很早以前，那時光緒年間的事情了。葉橘全先生說：‘那么你們治病的機理到底在哪里？為什么要那樣用藥?’因為他研究了我給他親戚開的處方，有近30張處方。“這30張處方，用的都是辛溫藥啊，他的病不應該那樣用藥，他不應該吃那些藥啊！但是他吃了那些藥，并沒有出現任何不舒服的感覺，沒有任何副反應，反而病情在好轉。”作為他來講，感到非常疑惑，他稱得上是中醫大家啊！當時我的回答就是：其核心思想就是“重陽”思想，其核心就在于扶陽，另外我嗨提出一個假設，我的假設是這樣的，我大劑量地運用姜、桂、附，大劑量地運用辛溫藥物，那么這些辛溫藥物所組成的配方的化學結構式是什么？能不能請南京醫學院把它研究出來？他說嗨沒有辦法。就是對這些方、復方的結構研究，他是不是性質改變了，當然那只是一種假設。

    那么，為了吧這個問題說清楚，我1975、1976年左右，我給北京中醫學院的任應秋先生寫了一封信。因為任應秋有一個小冊子，叫做《陰陽五行》，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那時六十年代出版的，很小，也就是幾萬字左右。這個冊子里面始終強調陰陽平衡，始終動態平衡，一點不能偏，一偏就是病（后來的教材都受他的影響）。那么我在信里面提出來了：陰陽這兩者的關系始終是陽為主導，陰為從屬的關系，不管在生理還是病理上都是這樣的。當時任應秋先生沒有給我回信。但是，當任應秋1980年到了成都時，我找到了他。那一次也是我們成都中醫學院舉辦學術講座，因為當時剛剛召開完科技大會，全國掀起了科技熱潮。那一次從北京來了好幾位中醫界的知名人物，有王小二的兒子王伯岳，有方藥中，還有其他的還極為中醫名家。那一次任應秋也來了，我去找他。我提到1975、1976年間給他寫過信，我給他寫過一篇關于陰陽方面的文章，問他收到沒有。當時他說受到了，沒想到我們在吃呢孤獨中醫學院見面了。因為那一次他在講陰陽的時候，他講到了“陽主陰從”，我就提出“我那個觀點，任老你接收了？”他沒有說話。在這個問題上，我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用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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